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御史的冤屈

  ○不从根子上革除弊政,腐败就会按下葫芦浮起瓢

  ○不严惩寄生在弊政里的蛀虫,改革就寸步难行

  ○改革和反腐都要趁早

  野史说,大明的监察御史毛羽健,因为闹了点生活作风问题,捅了天大的娄子,甚至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。

  这件糗事发生的时候,离李自成进京只剩16年。此时,崇祯从他的哥哥、著名的木匠熹宗手中接过烂摊子刚半年。毛羽健在前朝就是监察御史,因弹劾奸臣被撤了职。崇祯正需要这样的干部,让毛羽健官复原职。

  本应抓住机遇认真工作,但毛羽健有更重要的事做。

  原来,他的太太脾气火爆,一不高兴就摔盘子打碗,还常到单位撒泼耍赖。毛羽健内心非常压抑,暗暗动了纳妾的念头。

  在当时,纳妾是成功男士社会地位的象征。御史虽是小小七品,地位却很特殊。向下,可以自己做主处理地方官,大问题直接报告皇上。向上,有权以小制大,查办朝中大腕。而且,御史的政治前途特别好,只要外放,出任四品知府都不算提拔。

  因此,纳个妾对毛御史来说,本是小事一桩,何况也不是没有相好的。无奈就是不敢开口。

  毛羽健最终决定调虎离山,建议太太衣锦还乡一把。

  太太多么聪明,她要看牢这个香饽饽,万一有啥情况呢?于是毛羽健又添上一句:

  “你忘了吗,我是专管地方官的,我老婆千里还乡,下面能不认真接待吗?”

  这句话很给力,第二天,太太就直奔湖北公安县老家去了。

  太太刚上路,毛羽健就动员小情人住到家里来。等太太风光够了回京,生米早已做成熟饭,这个妾不纳也得纳。

  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,外加银子表忠心,总算打动了姑奶奶。毛羽健心情好极了,请了三天假来陪新人。

  第四天早上,毛羽健正要起床去上班,突然轰的一声,房门开了——竟然是太太大人!

  母夜叉先把小妖精揍得鼻青脸肿,又以手指地,喝道:“跪下!”堂堂御史跪了整整一天一夜。

  毛羽健死活想不通,她怎么会那么快到京?难道会飞?太太有一天心情好,得意洋洋地揭开了谜底:

  “驿站!六百里加急!懂吗?”天哪,她竟敢动用国家最重要的基础设施,仅仅为了吃醋!

  晚上,失去理智的毛御史奋笔疾书,给皇上写了个可行性报告,建议裁撤驿站,越多越好!

  崇祯帝大为赞赏,当即指示把全国的驿站裁掉三分之一,遣散富余人员。省下来的60多万两银子,正好救军费之急。

  崇祯不会算命,他无论如何想不到,陕西米脂县银川驿站那群下岗职工中,有个不起眼的23岁青年,名叫李自成。

    毛羽健上书裁撤驿站,确有此事。史载,在大明生死存亡关头,毛羽健毅然站了出来。崇祯采纳了他的建议,稍许缓解了驿站积累的问题。

  但有心人却编排了一个有鼻子有眼的故事,把造成明朝灭亡的黑锅直接扣到毛羽健头上,可见他动了多少人的奶酪!

  实际上,明朝的驿站问题早该下手解决了。

 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、地貌复杂、人口众多的大国,如果没有一个办法把首都与全国各地联系起来,中央的统治一天也不能维持,2000多年的大一统局面根本无法形成。聪明的古人发明了水陆驿站,从战国到民国初年,绵延不废。

  驿站几十公里设一个,职能是传递重要信息、运送军政人员,是今天机要通信、政府接待宾馆、民航铁路高速路的合一。作为帝国的生命中枢,它不以盈利为目的,是个大把烧钱的单位。

  历代对驿站的管理都很严格,基本规矩都一样:非执行公务不得使用、滥用驿站,违者一律严惩。唐玄宗动用驿站为杨贵妃送荔枝的事情,极其罕见。

  明朝的法纪也是越往后越松弛。起初,朱元璋的老乡、开国大将唐胜宗,利用职权违规使用了驿站,朱元璋毫不犹疑地革去其侯爵身份,降级使用;吉安侯因私外出,找关系借用了驿站车马,以为领导不知道,结果被通报批评。

  明朝晚期,皇帝普遍不热爱本职工作,有的好几十年不上班,有的天天和女朋友们泡在一起,崇祯的前任则专心打家具。这么大的家没人管,法纪越发混乱,驿站成了腐败重灾区,“老虎”、“苍蝇”过得很滋润。

  一是制度设计本身就有问题,为腐败蔓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。驿站作为国家事业单位,巨大的经费却来自老百姓。买马、喂马、给马看病,以及各项服务苦役,都是老百姓的事,马累死了病死了自己掏钱补。

  这还不算,驿站的现金支出也摊派到老百姓头上,巧立名目乱摊派则更多。老百姓无论如何拼命种田,最后都会倾家荡产,家破人亡。这种实际上的奴隶制,导致了明火执仗、无休无止的集体腐败,也使得官民矛盾没有调和的余地。

  驿站恰如一座活火山,大明就坐在火山口上。

  二是越来越没规矩,驿站成了公费旅游的工具、财政支出的大漏斗。正如毛羽健在他的报告中所说:按规定,介绍信由兵部签发,完成任务后应该按时交回。但是现在却是有去无回,正经出差的反而要等待。介绍信用水洗一洗,填上下一个人的名字,如此循环使用。驿站干部也不细看,因为他自己也经常讨便宜。

  自己公费旅游也就算了,连干部的家属和亲友也跟着沾光,甚至搞违法行为。毛羽健太太即使真的公车私用了,也很正常。四川有个领导去世,他的弟弟使用驿递送遗体回乡,其实棺材里装的是他哥哥搜刮的金银珠宝。

  明王朝此时已是寅吃卯粮,哪里经得住这样造!

  三是来来往往的各色蛀虫,个个要求提高接待标准,伸手要钱要物。如果你不愿意,他们就虐待马匹至死,或者说行李被偷了,逼得驿工花钱消灾。毛羽健在奏折中说“差役之威如虎,小民之命如丝”,一点没夸张。

  但是驿站领导对此视而不见,驿站不但是摇钱树,还是结识贵人的最佳平台。他们喜欢做的是以工作需要为由,不断增加摊派数量,或者向中央要财政补贴。

  那李自成这些人为什么不辞职呢?大饥荒之年,驿站职工有个诱人的“福利”:吃客人的剩饭!

  四是根本没有人站出来说话。肩负保土安民职责的地方官本该出面干预,至少也要向朝廷反映情况吧?克扣经费是他们的拿手好戏,乐得维持现状。个别正直的则求自保,哪敢得罪大家。海瑞是明代最有名的清官,还批评过前来视察的上级领导,后来也变“成熟”了。

  在这件事上,海瑞最大的贡献是留下几句大实话,描绘了地方官的真实心态:客人嘴大,稍不如意,麻烦就会没完没了,老百姓不高兴又能怎样?反正钱不是我出的,“取之百姓之身为之也”!

  其实许多官员也明白,真到了老百姓有苦没处说、国家积重难返的境地,就来不及了。早在驿站弊端还不显著的开国之初,监察御史方孝孺就提出了相关意见。

  在毛羽健提出建议的20多年前,张居正的改革也曾给人们带来过希望。

  张居正深知,不从根子上革除弊政,腐败就会按下葫芦浮起瓢;不严惩寄生在弊政里的蛀虫,改革就寸步难行。而且,改革和反腐都要趁早。他试图推行驿站官办,农民除交税外,其余包袱统统甩掉。

  然而,新政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拼命抵制,张居正像毛羽健一样受到恶毒攻击。再加上后来他自己的屁股也确实不干净,不久一切基本如旧。

  从方孝孺到毛羽健,200多年就这样混过去了。到毛御史写报告的时候,无论是改革弊政还是惩治贪官,时机都已失去。

  此时的明王朝,内外交困,财源枯竭,所有官员只为腐败忙活。满人虎视眈眈,逼近山海关。全国性的大饥荒到了出门就会被吃掉的地步。陕西土地贫瘠,饥荒最重,人们不是易子而食,而是直接吃亲人的尸体。

  朝廷认为外敌威胁最大,不但不愿赈灾救命,反而加征战争税。于是陕西农民起义最多,规模较大的就有高迎祥、张献忠、罗汝才、马守应等,小股的不可胜数。陕西驿站也是全国最多,太迟的改革不但引起了贪官污吏的愤怒,还将许多下岗职工推入绝境,扩大了农民军的兵源。

  也就是说,在东西夹击、天灾人祸之下,腐败不堪的明王朝具备了垮台的一切条件,不是亡于陕西的农民军,就是亡于东北的满清,迟一天早一天而已。

  至于不是别人、而是驿站的老职工李自成攻入了北京,完全是机缘巧合,跟毛羽健没有一毛关系。“灭六国者六国也,非秦也;族秦者秦也,非天下也”!

  明朝拖了两百多年的事,清朝立马就办。

  崇祯帝上吊半年后,甲申年的十月初十,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在北京登基。当天,第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召开,当场通过了一个划时代的政治决定:立即解决驿站问题!

  一是改民办为官办,老百姓由承担一切,变为依法缴纳驿税。喂养马匹、提供粮草和人力服务事宜,政府拿钱来买。

  二是政府收税之后,不能再向百姓摊派费用;经费不足的,由中央政府拨付。

  三是对抵制改革、继续从中渔利的,一律严惩不贷。

  新朝刚开张就做出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。4个月前,李自成临走时烧毁了崇祯的办公室,由于没钱修整,顺治的登基大典和这次会议,都是挤在一个小房子里进行的。全国尚未统一,各地反清复明活动方兴未艾,军费支出巨大,财政状况朝不保夕,却主动把钱袋子扔了,这日子还过不过?

  清廷算的是政治账。通过长期研究明朝的政治得失,他们发现,不人道的驿站制度对底层伤害太深,是明末内乱不止的重要原因。如果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,老百姓会认为两家是一路货。何况作为少数民族政权,想在汉人的海洋中立足,本来就没什么优势。

  新政堵住了害人的无底洞,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。终于有时间种地了,能给孩子盖房子娶媳妇了,无数家庭欢呼雀跃。据《清会典事例》记载,基层干部收购粮草的时候,有时会压价讨点便宜,老百姓却笑眯眯的,因为最要命的负担没有了。

  为了体现坚定的政治决心,清政府以铁腕保障改革。直隶肃宁县令阳奉阴违,继续乱摊派,谎称是有钱人看到驿站经费困难,主动捐献的。县令和失职渎职的直隶总督、保定巡抚一起坐牢。

  从那次会议开始,一直到康熙前期,清政府改革、反腐两手抓,常抓不懈20年,基本解决了困扰明朝的一大祸害,再也没有反弹。清朝入关后迅速获得人民支持,还做到了长期执政,连退场也比崇祯体面,决不是偶然的。 (习骅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