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古代的绩效考核

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，特别重视对各级地方官的考绩。由于地方官远离皇帝、不易控制，又掌一方大权，用考绩制度来控制约束，对于整肃官僚队伍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，具有重要意义。历代考绩多要求御史等监察官员参与，以“按察虚实真伪，相辅为用”，初步形成了考绩与监察相结合、分级考核管理与中央垂直监督相结合、实体性制度安排与程序性制度安排相结合的制度体系。
　　最早的绩效考核出自周朝。《周礼》中记载了“六计”和“大比”。“六计”是针对中央官府所辖的“群吏”而设的考核指标：“一曰廉善，二曰廉能，三曰廉敬，四曰廉正，五曰廉法，六曰廉办”。 “大比”是针对“六乡四郊之吏”而设的考核指标：“平教治，正政事，考夫屋，及其众寡六畜兵器，以待政令”。可见，当时的考绩制度已经有一定的科学成分了。
　　汉朝中央对地方政府设定的指标，不仅限于对官员个人的考绩，而是更加全面和务实。大体分为四类：一是人户、田土基本状况。包括人户、田土数目，可耕田地数目，农事丰歉情况，以及自然灾害情况等。二是财政收支基本状况。包括各类赋税征收数额和各项支出数额，以及各类财物本期结余之数。三是官吏表现基本状况。包括是否严格执法，是否勤勉、廉洁等。四是其他情况。如市场物价高低、盗窃事件多少、社会风气教化情况等。可见目标任务反映了地方的政治、经济、吏治、社会风气等。
　　唐朝以“德礼为政教之本”，从官员选任到考绩到监察等一整套职官管理制度，每一环节都推崇所谓“德礼”，这就为官员在考核中避实就虚、蒙混过关大开方便之门。唐肃宗时，在四善二十七最九等的考绩标准里，人人都能得“中上”以上。元代在德行政绩标准之外，推行所谓“计年之制”，从政资历作为考绩升迁的主要标准。这些做法都滋长了官员保官保位、不求进取，追求名节、轻视实务的作风，使考绩制度沦为无效。
　　宋朝的王安石变法中曾经对青苗法采取绩效目标考核，规定地方政府每年要放贷多少，还需要收回多少利息，这样一来，地方官员为了完成任务，要么采取向富户强行放贷的方式，无形级地方增加了负担，或是向民众借贷后，马上强行收回，让民众还白白利息。王安石变法重要的失误，就是没有分开整体与个体的差异，中国各地环境各有不同，他却以自己上任之地推而广之，同时以单调的数据来考核官员的政绩，最后好心却办了坏事。
　　元朝由中书省主持对包括秘书官吏在内的全国官吏的考核，地方道、府、州、县的秘书官吏，每人都发给一份统一印制的表格，称“历子”，由本人填写姓名、出身、简历、功过、德能表现，即自我鉴定，然后交上级审查。规定朝廷百司的秘书官吏每30个月考核一次，地方官府内的秘书官吏每20个月考核一次，考核及格，即可升职，不及格者就卸职。这种考核方法以年资为主要依据，使秘书官吏但求无过，不求进取，只图熬到年资合格，就可升迁。这种考核方法弊端显著，因此，元朝秘书官吏的素质普遍不佳。
　　明朝曾经出台《考成法》，其法是通过对官员征收钱粮进行考评，如果三年连续被评为优秀的，就可以得到提升，结果最后到了明代末年崇祯皇帝的时候，天下灾难不断，而且当时满州的兴起需要大量的军费，最终政府滥用考成法，对陕西等地的土地产量采取江南的税赋标准，结果亩产不到八钱的土地却要征收二两的税赋，最终造成人祸，官员为了升迁采取烤打的办法，只要想办法逼农民把口粮交出来，过了在三年后就直接提升了，农民大量破产流亡成为流民，最后成为流寇，这也成为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　　清朝对官员的考核分为京察和大计，分别对京官和外官进行。考核结束后，将京察一等、大计一等和二等的部分官员引见给皇帝。引见地点一般在紫禁城的乾清宫或养心殿，皇帝驻跸圆明园或西苑时，在勤政殿引见；巡幸各地时，在行宫引见；如遇重大祭祀活动，则在斋宫引见。引见官员按班次顺序入殿，奏报履历，然后皇帝与之交谈。交谈内容十分广泛，除了公务，有时也叙家常。通过引见谈话，皇帝观察官员的身材相貌、言谈举止、人品德行，并用朱笔把评语、升迁降革意见写在引见文书上。（来源：江苏省纪委网站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