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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觉哉:除非我回家当老百姓

谢觉哉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,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奠基人。1884年谢觉哉生于湖南省宁乡县山区的一个农家。青年时期他就怀着爱国爱民、救国救民的崇高信念,192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当时,他在写给家里人的信中说:“我国在这十年内若不振兴,必至亡国,说不定至于灭种,万不能在这要生不生要死不死的路上停滞。革命前途未可知,我已以身许党。” 

  19392月,谢觉哉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。为了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,他发动大家开荒种地,养猪养鸡,以改善生活,增强学员体质。他还创办了合作社,带领大家自己动手盖食堂,建造礼堂。在大礼堂落成之时,毛泽东亲自题写了实事求是的大匾。从此,实事求是这句名言,成为我党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,也成为谢觉哉一生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。

  陕甘宁边区成立后,谢觉哉担任边区中央局副书记,兼任边区政府秘书长,主持参议会工作。他在担任这些职务期间,经常针对当时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,在党中央机关报《新中华报》上发表文章,反对种种不实事求是和不廉洁奉公的作风和行为。谢觉哉精于政务,也勤于政务。他在土窑洞的油灯下,日理万机料理政务,还坚持写文章,终于积劳成疾病倒了。在毛泽东给谢觉哉的许多信件中,有一次毛泽东恳切地写道:“死者已矣,生者务宜注意。关于你及林老的工作及生活,亟宜调节,务不过劳。可谢觉哉还是日夜为边区的政权建设、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疾苦呕心沥血。

  1959年,谢觉哉担任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。当时,法院工作正受到的影响,许多正常的法律程序被一些人看成是旧法而被批判。法院正常审判制度也被代之以搞群众运动的方法办案,甚至出现电报报案之类的做法。谢觉哉到最高人民法院后,顶住了的思想,果断地向中央请示要求立即废除电报报案审批制度,很快得到中央批准,实行报案同时报送案卷的规定。

  谢觉哉艰苦朴素,从来不搞特殊化,不谋私利。他经常谈到旧中国是个官国,到处是贪官,使旧中国长期愚昧落后,任人宰割。他认为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,不是官,必须自觉地清除旧社会留下的官风。有个县委曾为照顾他,专修一小段公路。谢老知道后非常不安,说:“修路,不是对我的尊敬,而是对我的不尊敬,人民看了,要说谢胡子是个官,是个架子很大的官。” 

  谢觉哉平时很重视对子女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,只要有空,他就把孩子们叫到身边,讲自己离开条件优越的家庭,投身革命,以及在长征中爬雪山、吃青稞的经历。同时,谢觉哉还创造条件使子女尽可能多地得到一些锻炼。院子里有块空地,他在休息时间带着大家翻地,种菜、瓜、豆,还养了猪。在谢觉哉的严格教育下,孩子们心中从小就埋下艰苦奋斗的种子。

  新中国成立初期,谢觉哉担任内务部长时,他的二儿子从湖南来到北京,要求父亲为自己安排工作。那时新中国建立伊始,政府工作人员还很缺少,在这样的情况下,安排个把人的工作是极容易的事。但谢觉哉没有满足儿子的要求。他对儿子说:“全国刚解放,上头下头都要人,你有文化,还是回家乡工作好。遵照老人的嘱咐,二儿子回到老家从事了教育工作。后来,谢觉哉在家务农的大儿子也提出参加工作的要求。谢觉哉也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:“种田人还是要的。谢觉哉的一个妹夫曾写信要求帮助安排工作,谢觉哉始终没有应允。过后,妹夫又当面提出,谢觉哉幽默地说:“要我安排你的工作,除非我回家当老百姓,你来当部长。” 

  1971年元旦刚过,谢觉哉最小的儿子亚旭就要离家去参军了。当亚旭想去当兵时,谢老夫人王定国同志曾经考虑:一来亚旭是谢老很喜欢的小儿子,他的几个哥哥、姐姐都到广东、新疆、内蒙古等地工作,不在身边。二来谢觉哉长期生病住院,也需要有个孩子在身边帮助照应,于是她向谢老建议:“能否让亚旭在近处当兵或者当个工人。谢老说:“青年人志在四方,父母要支持孩子实现革命理想。还是让他到艰苦的地方去。王定国知道,谢老一向对子女要求严格,也就同意了。后来亚旭到一个离城市很远的山沟里当了一名普通战士。临行时,谢老在病床上高兴地对亚旭说:“远离爸爸妈妈,到艰苦的地方去当兵好,那里能锻炼人。(来源:检察日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