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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心民事的桂超万

桂超万,字丹盟,安徽贵池人。道光十三年进士,十六年补栾城知县,十七年回任,后升永定河同知、扬州府知府,累官至福建按察使司按察使。著有《敦裕堂古文》四卷,《养浩斋诗稿》九卷,续稿五卷,《宦游纪略》六卷,均《清史列传》并传于世。
  桂超万生于世代书香之家。其父桂以和,号静斋,是位知识渊博的秀才,对其非常严格,由于父亲的严教勤课,桂超万非经世济民、治理国家之书不读,非忠孝之事不言,这对桂超万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  赴任栾城之前,桂超万作一诗一联以明其志,诗曰:
  下车告鬼神,焚疏明己意;
  撰句悬公庭,卖法脑涂地。

  联曰:
  我若卖法脑涂地,尔敢欺心头有天。
  一诗一联无不说明桂超万严格执法、主持公道的决心,以赌咒发誓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心迹,也算难能可贵。《栾城县志》对桂超万有如是的评价,“慷慨任事,察民疾苦,好文学,乐造多士”,据《清史稿》记载,其刚直清廉、政绩卓著,一生锄豪雪冤,劾贪举廉,“捕盗不分畛域,每於邻邑交界处破贼巢,盗风息。浚洨河、金水河及城河,通沟洫,平道路,水潦无患。限绅户免役不得过三十亩,免累民。劝树畜,修井粪田,种薯芋以备荒。复书院,设义塾,化导乡民,习异教者多改行”,确实为百姓兴办了不少实事。
  一是心系民安,从严缉盗。相传栾城当时匪患严重,百姓苦于匪患,每日 惴惴不安。桂超万赴任后,多次联合周边县邑,组织团练,严以治盗,盗匪不敢横行,社会治安渐渐好了起来。
  二是心系民生,治水修路。任中,桂超万带领百姓疏通河道,修筑河堤,使得栾城河畅其流,百姓得以远离水患。在修整合到的同时,桂超万还注重道路的平整,极大的推动了栾城交通事业的发展。
  三是心系民富,劝民耕殖。到任之后,桂超万积极发展种植养殖业,他发布告示,劝勉百姓从事农业,讲授种植木棉和薯芋的好处,并向百姓介绍备荒的招数,鼓励百姓种植树木、饲养牲畜,推动了栾城农业的发展。同时他还心系民苦,为民释负,限定绅户免役的土地不超过三十亩,以免增加百姓负担。
  四是心系民智,重视文教。桂超万非常重视发展教育事业,建书院、设义塾、修县志,并以书院、义塾为阵地,传经授道,教化百姓,告诫乡民毋信邪教,使不少参加异教的人改邪归正。
  后来,桂超万先后在扬州、苏州等地为官。在扬州时,尽管扬州风气浮奢,他以身作则,勤俭节约,劝导绅民力戒奢靡恶习。同时,他勤政爱民,“衙蠹、营兵、地棍、讼师”凡是危害百姓的,他一律绳之以法,到府里打官司的,都一审结案。在苏州时,漕运积弊严重,大户拖欠钱粮,差役索贿日增,官民交困。桂超万明察暗访,提出“减帮费、均赋户”的意见,严惩豪猾之徒,凡按期完纳钱粮,既往不咎,又议一处理了,并将这些意见上报江苏总督、巡抚。对于佃户、水手为生计而滋事造成的矛盾,他沉着应对,一一化解。
  在任福建按察使时,桂超万早已年迈体衰,仍然勤于政务,不知疲倦,因积劳成疾,八十岁时猝死在治所内。桂超万去世之后,左宗棠曾在信中感慨:“桂丹翁之亡,令人神伤不已。忆昔会试北行,道出栾城时,聆其政声洋溢,已心仪而敬慕之。”并曾上疏于光绪帝和慈禧太后,请求将桂超万的生平事迹收录于国史馆,疏中称其:“爱民出于至诚、”,“洁清自矢”、“为从前清官所未有”,福建巡抚徐宗干也上疏举荐桂超万,称他敦朴诚实,实心爱民,所任道、府、州、县官,不欺心,不枉法,皆有政绩,民口皆碑。慈禧、光绪准奏,桂超万的生平事迹被国史馆收录,后入民国间撰编的《清史稿》“循吏传”。
 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,权力可以使人高尚,也可以使人堕落;能成就一个人,也能毁掉一个人。桂超万为什么能够被历史铭记呢?那是因为他有着被后人称道的人格魅力与崇高的勤政敬业精神。他是后世为官者的一面镜子,将时时刻刻鞭策着后人。(彭永春)